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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律師:行政賠償之訴需先行提出索賠請求

2018-5-31 15:15:21  來源:哈爾濱離婚律師  

 

    2005年9月,某村村民李先生和村委會簽訂了一份《土地租賃合同》,約定村委會將該村的20畝田地租賃給李先生用于養殖,租賃期限為20年。此后,李先生在20畝田地上修建了養殖用的倉庫、廠房等建筑物,并于2006年開始養殖魚類。2013年,村委會書面通知李先生終止該土地租賃合同。2015年,該村所屬的某縣某管理委員會再次書面告知李先生,就李先生租賃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附作物等進行補償評估,作價40萬元,并告知其到村委會領取補償款。期間,李先生多次和相對方村委會及某管理委員會進行交涉。2015年底,某縣國土資源局及某管理委員會未經同意直接將李先生承租土地上的建筑物全部拆除,當天李先生向公安機關報警。2016年初,李先生向某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訴訟請求為要求某縣國土資源局和某縣管理委員會賠償各項經濟損失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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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在2016年的一次政府拆違和環境綜合整治活動中,洪先生收到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發的一紙《告知書》,稱政府將對無證廳棚展開整治,告知相關經營戶、租戶于本周內前完成辦理和自行拆除工作,否則將被相關部門組織聯合執法予以拆除。洪先生自知是合法經營者,對此告知并沒有太過在意,怎料卻在一個一如往常的下午,被一大幫不聽辯解的“執法人員”予以強拆。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書報亭早已不復存在,隨之消失的是他存放于店內自己收藏的古玩字畫??粗鴫m土飛揚的現場,年邁的洪先生和妻子經不起推搡的危險,當下只能任由事態發展。事后,洪先生在經過當面咨詢后前來哈爾濱律師事務所辦理了委托,將此事訴諸法律途徑。經過哈爾濱律師譚海燕的“診斷”,洪先生案件的癥結在于一個小細節,即其《營業執照》上的地址系第一次搬遷前的地址,與被拆遷前的實際經營地不符,所以被執法人員認定為“五違”攤點,限期整改無果后予以強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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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本案首要的工作任務為還原案件事實,將洪先生為何沒辦理經營地址變更同其現在是否仍屬于合法經營聯系起來,再通過合法的途徑向政府提出確認違法及索賠的要求。最終,本案在哈爾濱律師譚海燕等人的全權代理和介入下,通過法院居中裁判,在經歷過幾次庭審后,洪先生同政府達成了和解協議,其二十多年書報亭生涯也終于有了一個相對圓滿的句號。在案件結果最終沒有塵埃落定之前,洪先生和妻子還堅持每日出現在曾擺放書報亭的位置,為的是給那些交了訂報費,卻再沒辦法每天領報紙的人退費。在代理本案的過程中,哈爾濱律師被洪先生一家這樣的契約精神所感動,同樣的精神,也應存在于公民與政府之間。在案件結果最終沒有塵埃落定之前,洪先生和妻子還堅持每日出現在曾擺放書報亭的位置,為的是給那些交了訂報費,卻再沒辦法每天領報紙的人退費。在代理本案的過程中,哈爾濱律師被洪先生一家這樣的契約精神所感動,同樣的精神,也應存在于公民與政府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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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尋求律師幫助、使用正當的途徑提起行政訴訟,恰恰是解決此類問題的最佳途徑。市民洪先生和妻子系哈爾濱某鎮老城區的居民,二十多年來風雨無阻地經營著學校旁邊的書報亭。上世界九十年代,該書報亭最早來源于1992年政府批準5平方米《合法占地證》。1994年因某寶路拓寬擴建,政府要求書報亭變更營業地點,指定了中學操場門口為新的營業地,此后原營業地被改建為小廣場。2009年因哈爾濱承辦世博會,政府出錢委托旅游資源開發有限公司重新制作了新的書報亭,書報亭被粉刷一新,并換上了新的和路邊商戶相同的廣告牌。相關部門后來更為其編了臨時門牌號,該門牌號一直沿用至拆遷前。在此期間,洪先生每年都親自前往工商局進行《營業執照》和《出版物經營許可證》的備案。

    行政賠償之訴是行政訴訟中常見的一類,其提出主要有兩種方式:單獨提出和一并提出。其法律依據是我國《國家賠償法》第九條第二款:“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應當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也可以在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時一并提出。其一,如果賠償請求人單獨提起行政賠償之訴,蘊含著一個前提:確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包括行政機關自己承認其行為違法或已經行政訴訟確認其行為違法。行政行為被確認違法后,因賠償事宜未達成一致的,或賠償義務機關作出不賠償決定的、法定期限內未作出賠償決定的,賠償請求人可以向法院單獨提起行政賠償之訴,由法院作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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